撰文：Techub News 整理

导语

近日，OpenAI 联合创始人兼 CEO 萨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接受了知名媒体人 Tucker Carlson 的深度专访。在长达近一小时的对话中，奥尔特曼直面了一系列尖锐问题：AI 是否拥有生命或神性？ChatGPT 的道德立场由谁决定？AI 会否导致权力极端集中？如何应对生物武器风险与深度伪造？同时，他也罕见地回应了关于 OpenAI 前员工神秘死亡事件的质疑。作为当前全球 AI 浪潮中最具影响力的领导者之一，奥尔特曼的这次发声，不仅揭示了 OpenAI 的治理思路，也勾勒出他对未来人机共存世界的核心思考。

摘要

• 奥尔特曼明确否认当前 AI 具有生命、神性或自主意识，认为其本质仍是强大的工具。
• ChatGPT 的道德框架旨在反映“人类集体的道德观”，通过公开的“模型规范”和广泛咨询来制定，但最终决策责任由奥尔特曼承担。
• 他认为 AI 更可能带来“能力的普遍提升”，而非权力的极端集中，并对社会适应变革的韧性持谨慎乐观态度。
• 奥尔特曼最担忧的“未知的未知”风险，如 AI 可能无意中塑造社会行为，以及被用于开发生物武器。
• 他呼吁建立“AI 特权”法律概念，保护用户与 AI 对话的隐私，如同医患或律师与客户之间的特权。

AI 的本质：工具、幻觉与“神性”之争

访谈伊始，Tucker Carlson 直指核心：像 ChatGPT 这样的 AI 是否“活着”？它们似乎能推理、判断，产生非预设的结果，甚至让人觉得拥有“生命的火花”。萨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坚决否认了这一点。他认为，当前的 AI 不具备能动性或自主意识，“它们什么都不做，除非你提问”。用户感受到的“智能”或“生命感”，更多是一种随着使用深入会逐渐破灭的“幻觉”。

奥尔特曼以“幻觉”（Hallucination）问题为例进行阐释。早期模型在面对“虚构的美国总统 Tucker Carlson 生于何年”这类问题时，会基于训练数据中的概率计算，强行编造一个年份，而非指出问题本身的荒谬。这种行为并非“撒谎”或“创造性意志”的体现，而是模型在数学上寻找最可能答案的结果。奥尔特曼强调，OpenAI 已在 GPT-4 及后续开发中大幅改善了这一问题，并相信在 GPT-5 时代能基本解决。

当 Carlson 追问，这种能产生意外、有用结果的系统，是否让用户感受到某种“神性”或“灵性”时，奥尔特曼再次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作为一名技术专家，他始终透过技术的棱镜看待一切，认为其中并无任何神圣或灵性的成分。他承认自己持有犹太教背景的传统世界观，相信存在超越物理规律解释的“更大的奥秘”，但明确表示从未感受到来自超自然力量的沟通。

权力、道德与 ChatGPT 的“世界观”

随着对话深入，焦点转向了 AI 带来的权力与道德责任。Carlson 提出，按照当前发展趋势，AI 将拥有超越人类的力量，而奥尔特曼作为其掌舵者，可能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对此，奥尔特曼分享了他的观点演变：他曾非常担忧 AI 导致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或公司手中，但现在的观察让他稍感宽慰。

“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人类能力的普遍提升，”奥尔特曼表示。如果数十亿人都能通过使用 AI 变得更强大、更具生产力和创造力，并能借此开创事业、发现新科学，那么这种广泛分布的能力增强，比少数人获得巨大权力更让他安心。他引用当前数亿人使用 ChatGPT 并从中获益的现象，认为这指向了一个权力并未激进集中的未来，尽管他承认发展轨迹可能再次变化。

然而，能力提升的工具必然嵌入价值判断。Carlson 犀利发问：ChatGPT 的道德框架是什么？谁来决定哪些世界观更优越？毕竟，人类的历史、文学和哲学本身就充满矛盾。

奥尔特曼解释了 OpenAI 的双层方法：首先，基础模型通过阅读互联网上几乎所有文本，试图学习“全人类的集体经验、知识和教训”，这包含了多样甚至相互冲突的视角。然后，公司通过“模型规范”（Model Spec）对其进行“对齐”，设定行为规则，例如回答或拒绝某些问题。制定这套规范时，OpenAI 咨询了数百位道德哲学家和技术伦理专家，并试图通过公开辩论获取全球意见。奥尔特曼承认这是极其困难的问题，用户来自不同生活背景，需求各异。他个人的原则是“将成年用户视为成年人”，在非常宽泛的框架内保障用户隐私和自由，同时，对于社会利益与用户自由明显冲突的领域（如协助制造生物武器），必须设定绝对界限。

当被追问最终谁为这些影响全球的道德决策负责时，奥尔特曼表示，虽然他不愿公开团队具体成员，但作为公司的公众人物，他本人应是问责对象，董事会拥有最终否决权。他坦言自己睡眠不佳，压力巨大，但更让他夜不能寐的往往不是宏大的道德抉择，而是那些影响数亿用户的、细微的产品行为决策。

关于其个人道德观的来源，奥尔特曼归因于成长环境——家庭、社区、学校和宗教。但他强调，在运营 ChatGPT 时，他的角色不是灌输个人道德观，而是确保产品尽可能准确地反映其用户群体乃至全人类“集体的道德观”，这个观点会随时间演化。他举例说，即使他个人可能不认同 ChatGPT 允许的某些观点，只要在框架内，用户应被允许持有不同的道德立场。

棘手案例：自杀、版权、死亡事件与 Elon Musk

访谈触及了几个引发广泛争议的具体案例。关于 ChatGPT 是否应协助自杀的问题，奥尔特曼展现了复杂的权衡。对于抑郁青少年的自杀倾向，ChatGPT 会引导其拨打求助热线，并且 OpenAI 正在考虑在无法联系父母的情况下，对未成年用户采取联系当局等更主动的干预措施。然而，对于某些国家合法化的、针对绝症患者的医疗辅助死亡（如加拿大的 MAID 项目），他持开放态度，认为 AI 可以告知用户该国法律下的选项，而不应简单持“赞成”或“反对”立场。他承认这存在从绝症患者扩展到其他困境人群的风险，并认为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连贯立场。

关于 AI 是否会被用于杀戮（如军事用途），奥尔特曼承认可能已有军方人员使用 ChatGPT 获取建议，其中一些可能涉及致命行动。他对此感到矛盾，一方面感激军队保卫安全，另一方面也意识到技术的双重用途。他将此类比为制造厨房刀——主要用途并非杀戮，但无法完全避免被误用。

在版权问题上，奥尔特曼重申 OpenAI 支持“合理使用”原则，模型应从公开信息中学习但不抄袭。他声称 OpenAI 在实际应用中采取“非常保守”的立场，经常因拒绝输出可能涉及版权的内容而受到用户抱怨。

随后，对话转向了 OpenAI 前员工、程序员 John（此处未提供全名）的神秘死亡事件。该员工的母亲指控其因揭露公司不当行为而被谋杀。Carlson 详细列举了事件中的疑点：被剪断的监控线路、多个房间的血迹、刚订购的外卖、无自杀迹象或遗书等，并质疑旧金山当局以自杀结案的做法。奥尔特曼回应称，这位前员工曾是他在 OpenAI 的同事，他对这场悲剧感到震惊，并花时间阅读了能获取的所有信息，包括尸检报告。基于员工购买了枪支以及报告中的描述，他个人认为这是一起自杀事件。他理解家属寻求答案的痛苦，并表示曾主动联系其母亲（但对方未回应），同时认为应以尊重和哀悼的态度对待逝者及其家庭。

最后，谈及与 Elon Musk（埃隆·马斯克）的公开分歧，奥尔特曼表达了复杂情感。他感激马斯克帮助创立 OpenAI，并曾视其为英雄和“人类的瑰宝”，但现在看法已变。他认为马斯克在认为 OpenAI 成功无望后决定退出并启动竞争项目，随后因 OpenAI 取得进展而感到不满，进而采取诉讼等手段试图阻碍 OpenAI。奥尔特曼承认自己对此事的描述可能片面，但这是他的视角。

未来冲击：就业、社会与“未知的未知”

展望未来，奥尔特曼预测 AI 将深刻改变就业市场。他确信电话或在线客服类工作将被 AI 大量取代，而像护士这样需要深度人际连接的职业受影响较小。对于程序员这类职业的未来，他则不那么确定：当前 AI 工具极大提升了程序员的生产力，全球对软件的需求似乎远超供给，因此短期内可能创造更多价值而非减少岗位；但五到十年后，情况可能发生变化。

宏观上，他引用一个观点：历史上大约每 75 年，50% 的工作会发生重大变化。AI 革命可能是一个“间断平衡”时刻，在短期内加速这一进程，但长远来看，总的工作更替率或许不会远超历史平均水平。他相信，由于当今世界远比工业革命时期富裕，社会或许能更快地吸收变革带来的冲击。新冠疫情的例子让他看到了社会快速适应巨变的韧性，而 AI 带来的变化预计不会像疫情那样突然。

当被问及最担忧的下行风险时，奥尔特曼首先提到已知风险，如 AI 可能被用于设计生物武器或制造大流行病，并表示行业正在努力缓解这些风险。但他最担心的是“未知的未知”——那些无法预见的、社会规模的影响。他举了一个看似微小但发人深省的例子：他发现很多人开始模仿 ChatGPT 的写作风格，比如过度使用破折号。这让他意识到，当足够多的人与同一个语言模型交互时，它确实能在社会尺度上悄然改变人类行为。

Carlson 据此指出，AI 技术实质上在塑造一种新的、隐性的“宗教”，它提供权威指引，却不完全透明其价值偏好。奥尔特曼回应称，这正是 OpenAI 制定并不断扩充公开的“模型规范”文档的原因，旨在让用户了解公司期望模型如何行为。他预期这份文件会随着应用场景和国家法律的差异而变得非常长且复杂。

关于深度伪造（Deepfake）和身份验证的挑战，奥尔特曼不认为必须诉诸强制性的生物识别技术。他相信社会将快速学习应对，例如家庭成员之间使用密语，国家元首发布重要信息时采用加密签名等。他更倾向于发展保护隐私的生物识别方案，但坚决反对将其作为使用 AI 或进行日常活动（如乘机、银行交易）的强制性前提。

访谈最后，奥尔特曼再次强调了他当前最希望推动的一项政策：建立“AI 特权”。类似于法律保护医患或律师与客户之间的通信，政府不应能随意获取用户与 AI 就医疗、法律等敏感话题的对话内容。他近期在华盛顿特区积极倡导此概念，并对此持乐观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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