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八区时间2026年1月14日，曼哈顿地区检察官 Alvin Bragg 在纽约法学院的一场演讲中抛出重磅信号，公开呼吁将无牌照加密业务定性为刑事犯罪，并配套更强制的许可制度与严格 KYC 要求。据 A/C 数据显示，大约 510 亿美元的犯罪经济正在利用现有监管框架中的漏洞运转，而全美已经有 18 个州选择通过刑事化无牌加密运营来堵住这一缺口。在这一背景下，金融创新自由与打击犯罪的拉扯被再次推到台前。如果纽约最终立法落地，它很可能成为全美第 19 个将无牌加密运营写入刑法的州，也会把这场本来局限在“合规义务”层面的博弈，推向更具对抗意味的“刑事红线”。
510亿灰色交易逼出纽约新红线
据 A/C 披露的估算数据，当前大约有 510 亿美元规模的犯罪相关资金在美国金融体系边缘游走，重要一部分正是通过监管盲区中的加密业务实现隐匿与流转。Bragg 借此强调，现行以行政监管和合规审查为主的框架，已经难以有效对接这类跨州、跨境、去身份化的资金流动，他提出的刑事化路径，实际上是在把这块灰色地带从“行政违规”拉升到“刑法介入”的层级。在他宣布将“加密犯罪”列为自己第二任期的优先事项之后，这一倡议也被外界视作一种极具象征性的政治表态：即在纽约这样的金融中心，传统金融的法治逻辑要被更直接移植到加密世界中。而在全美已有 18 个州先行将无牌加密运营刑事化的前提下，纽约的潜在跟进，就不只是一州一城的政策微调，而更像是一种承前启后的标志性动作。一方面，它会被视作对既有州法趋势的背书，强化“无牌即有罪”的监管信号；另一方面，若纽约正式入列第 19 州，其作为全国金融与资本市场核心的地位，势必会在其他金融大州乃至联邦立法层面形成某种示范效应，使“是否跟进刑事化”迅速成为接下来数年监管博弈的必答题。
加密ATM成洗钱入口的隐秘一角
在这次演讲中，Bragg 选择从看似边缘、但在现实执法中愈发刺眼的一个入口切入——加密 ATM。他直言，“无牌照加密 ATM 机已成为洗钱和有组织犯罪的温床”（据 A/C），把这一线下设备点名为加密犯罪生态中的关键环节。与中心化交易所或持牌支付机构相比，加密 ATM 在 KYC 与资金来源审查上的弱点格外突出：大量设备运营主体资质模糊，身份核验流于形式，现金与链上资产之间可以实现高频、小额、分拆式转换，从而在传统银行监测系统之外搭建起隐蔽的资金通道。正是这种“线下现金 + 简化身份校验 + 即时上链”的组合，使得加密 ATM 在多个州的执法样本中屡屡被指为洗钱链条的关键一环。支持强化立法的一方则进一步通过老年人被骗的叙事来放大这一入口的社会伤害，据 C 方引语，“加密货币诈骗正在吞噬普通投资者的毕生积蓄”，不少被引用的案例都指向对金融工具理解能力有限的老年群体，在陌生来电或假客服引导下，将一箱箱现金投向看似合法的机器界面。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公开信息并未提供这些个案的具体金额、受害人数等细节，也没有完整披露案件材料，这意味着它们目前更多只能作为一种定性的背景——揭示的是风险场景与脆弱人群，而非可被精确量化的立法效果依据。
上铁锤还是留空间？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张力
如果说此前纽约对加密业务的态度仍停留在许可制度与合规指引层面，那么 Bragg 推动的这一次，则是一次明显的层级跃迁：从“没牌照是违规”，升级为“没牌照可能坐牢”。强制许可与严格 KYC 不再只是对项目方、运营商的合规义务要求，而是在刑事司法体系中被写成一条清晰的风险边界。对于中小加密创业公司和线下 ATM 运营商来说，这种变化意味着准入门槛的明显抬升——合规成本不只是多几轮审计、多填几份表格，而是要在商业模型的起点就预留出应对刑事责任的空间。这种压力很可能在无形中把相当一部分本就资源有限、试图在灰度地带探索新模式的团队挤出市场，留下的则是有能力承担高昂法律与合规成本的大型金融与科技机构。在此过程中，以参议员 Lummis 为代表的一些共和派与自由派人士，很可能会对州级层面“严刑化”的节奏持保留态度。对于他们而言，过早强化刑事威慑不仅可能冻结尚未成熟的创新探索，也可能进一步激化联邦与州之间关于数字资产监管权归属的拉扯。于是，金融创新自由与打击犯罪的价值冲突，就被浓缩在“上铁锤还是留空间”的选择之中。支持重锤的一方强调，没有足够的刑事威慑，监管套利就会层出不穷，犯罪资金总能在不同州之间找到新的庇护所；而警惕过度威慑的一方则担心，若一味通过刑期与重罪标签来“吓退”潜在违规者，最终可能牺牲的是那些本可在合规框架下成长为下一代金融基础设施的创新尝试。
州法赛跑：纽约会带偏美国吗
在纽约提出这一构想之前，据 A/C 信息，全美已有 18 个州选择通过刑事化无牌加密运营的方式来应对监管空白，但公开资料并未提供这些州实际执行后在破案率、诈骗下降幅度等方面的量化效果数据，也缺乏统一口径的评估报告。在这样一个成效尚难以被系统验证的语境下，纽约作为全国金融中心，一旦采纳类似的刑事化路径，其象征意义便被进一步放大。对于其他州立法机构而言，纽约的站队会构成一种强烈的参照信号：一条路径是加速跟进，通过与纽约对齐来显示对打击金融犯罪的政治决心；另一条则是刻意保持差异化，以更宽松的行政监管框架吸引被高门槛排斥的企业和项目方，形成某种“州际政策分化”。这种分化直接催生的是企业与项目方的“州际迁移”与牌照套利路径——合规成本更高、刑事风险更明确的州，可能被视为不利于轻资产创业的司法辖区，而监管相对温和的州，则可能在短期内吸引加密服务商迁册、迁移运营中心。长期来看，这种在州法层面的赛跑和错位，会不断放大对全国统一监管框架的压力：联邦层面若不介入整合，就很难防止资金在不同州之间循环游走，借助规则差异完成新一轮监管套利。需要提醒的是，现阶段外部信息并未提供其他州具体监管成绩以及联邦下一步动作的实证数据，我们能做的，只是基于已知的政治信号与既有立法轨迹，对这一场州法竞速的走向做出审慎推演，而非给出定论。
普通投资者站在哪一边
在所有技术性、制度性的争论背后，被频繁拿出来举例的，始终是普通投资者，尤其是老年群体。支持刑事化的一方用一句极具冲击力的表述概括了他们的立场：“加密货币诈骗正在吞噬普通投资者的毕生积蓄”（据 C）。在他们看来，强制牌照与严格 KYC 并不只是针对企业的制度约束，更是在为那些金融知识不足、风险识别能力薄弱的群体提供一层“事前过滤网”，至少可以将部分明显可疑、无牌照运营的渠道排除在公众视野之外。对于许多依靠电话推销、线下演示、ATM 引导完成诈骗的犯罪模式而言，一旦无牌照运营本身被纳入刑事风险范围，诈骗团伙需要面对的不再只是平台下架与账户冻结，而是更直接的刑事追责威慑。然而，站在更广泛的用户群体视角，更严 KYC 与清晰的刑事红线也并非毫无代价。它们会在客观上抬高用户进入门槛，使小额参与者在面对繁琐身份认证、严格来源证明时望而却步，部分依赖匿名性、快速性完成日常支付与跨境汇款的使用场景亦可能被挤压。这种排斥效应在隐私敏感人群中尤为明显，甚至可能把他们推向监管更薄弱、风控更缺位的地下渠道。正因如此，将刑法作为唯一或核心工具并不足以构成完整解法。用户教育、风险提示、项目方信息透明披露、行业自律标准的升级等一整套“非刑事化工具”，本可以在威慑犯罪与保护创新之间提供更多中间层的缓冲。它们未必能替代刑事化路径，但至少可以与“重刑主义”并列，为普通投资者提供多一条安全走廊，而不是把问题全部交给警察与法官。
当曼哈顿举起锤子之后
如果纽约最终选择将无牌照加密业务正式写入刑法，作为一种独立的犯罪形态予以规制，那么这一步的象征意义在于：加密行业多年来游走其间的那块“边缘合规模糊地带”，将首次在美国金融中心的司法辖区被拉入刑法正面视野。对于习惯在牌照与豁免之间寻找空间的从业者而言，未来的博弈不再只是监管协调与罚金谈判，而是需要面对更清晰、更刚性的刑事红线。在更宏观的层面，监管与创新之间的拉扯也不会因为纽约的一次表态而终结，相反，它极有可能在州与联邦、多党派、多州法模型之间愈演愈烈。围绕加密业务该由谁监管、以何种手段监管，以及应当承担多大程度的刑事责任，这些问题仍然高度不确定。短期内，可以预见的是，项目方与交易服务商需要主动把目光投向纽约及其他大州的立法进程，提前评估自身业务模型与牌照布局是否与潜在的刑事化路径相兼容，在组织架构、合规预算以及地域运营方案上做出防御性调整。更具挑战性的问题在于：加密行业能否在不损害自身创新活力的前提下，主动给出一套可行的自我约束方案——一套既能回应“510 亿灰色资金”与老年投资者损失的社会焦虑，又不至于把整个生态压缩到少数巨头囊中的制度设计。如果行业无法在这道题上拿出足够有说服力的答案，那么当曼哈顿举起锤子之后，下一次落下的，或许就不只是无牌照 ATM 机，而是更大范围的加密业务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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